牛场注重经营管理
      1934年，乳牛增多产量增加，而销路方面，没有相适应的促销手段和方法，结果使销路受阻，业务不振。在这种情况下，初创者仍有坚韧的信心，节省开支，注重生产管理和市场营销。
      1937年，抗日战争爆发后，国民政府西迁重庆，这年，重庆牛奶场牛奶产量较上年增加50%以上，于是在渝中区民生路设办事处，并安装氨压机冷却牛奶。另外安装兰边红字的“鲜牛奶”霓虹灯广告，这也是重庆较早的霓虹灯广告之一。同年，由上海大中行向美国订购的各种乳品设备及各种容量的奶瓶等，运抵上海。由于长江航运遭遇日军封锁和轰炸，改由海运转运到重庆。这批设备对重庆牛奶场的生产、科研起到了一定作用。
      1940年，滇缅公路被日军切断后，重庆的物资极度匮乏，造成物价飞涨，人民生活更加困难。与此同时，牛奶场的牛奶成本也一路上升，其原因：一是养牛成本上升（包括精粗饲料，牛房折旧，管理医药人工及直接支出）；二是利息税款运输、加工管理折旧等上升；三是培育生长牛群与扩大再生产和股东利息上升。由于市面物价飞涨带动全面上涨，牛奶价格也由建场初期的每磅0.24元，到本年初已涨到0.666元，年末又涨到2元一磅（战前牛奶每磅0.25元，涨到1947年的4.660元，涨幅18倍），但仍远远赶不上物价上涨的幅度，重庆牛奶场处于入不敷出的境地，面临倒闭的边沿。
      为寻出路，牛奶场将成年母牛交给农民代养以降低养牛成本。1941年，开始将牛奶场过剩的产奶成年母牛交给经过训练，并学会了挤奶的农民代养，同时成立代养处。由农家代养，使农民可以利用农耕间歇，代为喂养。作为一种副业，他们不仅仅每月可以得到经济上的实惠，同时也可以使农民慢慢的学习养牛挤奶这种技能，用创业者的话说是“使他们养成欧美先进农民发展农村副业的高尚兴趣”，这是牛奶场与农村合作的开端。农家代养这一独特方法，使场方减少了牛舍建设投资，不雇用饲养工人，农民（代养户）只供给空房，场方就只平整牛床，粪沟、安置牛栏。双方议定，农民不交押金，不负死亡责任。按月的代养费是上交奶量（体验合格的）计算，双方有利。农家代养始于1941年，这一方法使牛奶场度过了艰难困苦的漫长岁月，直到1955年公私合营后收回。
      1945年4月，作为抗战陪都的重庆，国内部分畜牧兽医界人士云集于此，办理留学英美出国手续，牛奶场抓紧时机欢送，并进行座谈、签名、摄影留念。牛奶场借此宣传自己的企业，扩大企业的知名度。
      随着1945年抗战胜利，重庆地区的多数“下江人”（抗战时期沦陷区迁来重庆的如：华东和东北各地的人，当时人们统称为“下江人”），纷纷离开重庆迁返原籍。至此重庆牛奶卖不出去，大量滞销，奶牛和牛奶产量出现过剩。于是，重庆牛奶场为了搞活资金周转，不至于破产倒闭，只有大量出售奶牛，条件是牛只由顾主选（不看牛只档案，只凭鉴定），价格由本场定，购买奶牛最多的是贵阳三才牛奶场。本年末与去年同期相比，牛只没有增加反而减少66头。整个下降趋势直到1951年才止住，重新开始回升。
      1946年1月，陈叔敬为了牛奶场的发展去美国考察，美国的著名《幸福》杂志，对陈叔敬赴美考查作了报导。并购置回来一台冰淇淋机及保冷箱。夏季手工生产冰淇淋，供营业部销售。安装在道门口营业部，批量生产供应全市。1949年，冰淇淋机开始生产纸包冰淇淋及三色冰淇淋机。黄油及乾酪素在上海打开了销路，荷花奶粉在上海冠生园试销。
      1947年，为了解决牛奶产量大量过剩的矛盾，便开始生产“大丽牌”黄油和干酪素（工业用粘胶），鲜牛奶提取黄油后，余下的脱脂牛奶无法处理，便开设“渝庄”专卖脱脂牛奶，由送奶工人担起挑着的热牛奶（就像卖炒米糖开水一样）沿街叫卖。为多卖鲜牛奶给订户，沿街设订奶处，有时送奶还同时送去鲜花一束，但是每天的牛奶仍卖不完。
      截至抗战胜利后的1947年统计，重庆牛奶场前后开设六处分场：土湾为总场兼第一牧场，高滩岩为第二牧场，山洞为第三牧场，石马河为第四牧场，盘溪河为第五牧场，清水溪为第六牧场。第一、二、四场以饲养奶牛产奶为主，第三、五、六场以奶牛繁殖为主，分工明确，机构完善，全场共饲养牛只420余头。同时，为了补救冬季青草缺乏，在石马河种养象草，在合川盐井溪、北碚黄桷树、巴县龙溪河等处，设立草庄，专人经营，夏秋两季分晒干草，运到龙溪河草原囤积，以补足牧草的不足。

       1956年5月1日，经重庆市农林水利局报请市人民委员会同意，正式成立重庆市乳品公司，到天友乳业的成立；2000年8月18日重庆市天友乳业有限公司成立，到2002年8月8日发起成立重庆市天友乳业股份有限公司至今。

重庆天友乳业股份有限公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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